怎么做股票配资 水中捞月：曾业英《蔡锷〈军事计画〉问题三议》不靠谱之五

发布日期：2024-08-20 16:57    点击次数：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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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曾业英在《历史研究》2024年第4期上发表《蔡锷<军事计画>问题三议》一文，认为《军事计画》确非蔡锷所撰。然而，此文只不过是炒剩饭而已，不仅在核心问题上没有什么新东西，谈不上有什么价值，而且本身还暴露出不少不靠谱之处，其结论当然不能成立。大量史实证明，《军事计画》确系蔡锷所撰。

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在上一期的文章中，笔者已就蔡锷既不可能作也不可能作出等方面的分析和论证证明了曾业英所谓蔡锷1914年10月曾作对日“作战的计划”“当不致背离事实”“是可以肯定的”等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曾业英对其所谓的蔡锷1914 年10月制订的“对日作战计划”“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更证明其所谓对日“作战的计划”根本就不存在。

虽然蔡锷不可能像曾业英所说于1914年10月作有对日作战计划，但他后来确实撰有梁启超在蔡锷逝世后致力寻找的“军事计划诸文”，也就是后来被他的“学兄”王申五妥善地保存并被刘达武1943年披露的《军事计画》。

为什么蔡锷不可能像曾业英所说于1914年10月作有对日作战计划而后来又撰有《军事计画》呢？这是因为后来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接受“二十一条”后，袁世凯又下达“密谕”给各级文武官吏说：“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几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鉥心神，力图振作。”5月26日，袁世凯又发布申令曰：“自强之道，求其在我，祸福无门，唯人自召。群策群力，庶有成功。仍望京外各官，痛定思痛，力除积习，奋发进行。”尽管袁世凯又是“密谕”，又是“申令”，但通过对袁世凯在青岛事件和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的所作所为，蔡锷对袁世凯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蔡锷说:“中日交涉,不出吾人所料,可为慨叹。来日方长，真不知税驾之所。……上主峰（指袁世凯——引者）曾语兄：交涉完，须咬定牙根，思一雪此耻。此言若信，诚吾国无疆之福，兄誓以血诚报之；如仍旧贯，则惟飘然远引，打个人之穷算盘已耳。”这些就是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后，蔡锷在袁世凯要求下陆续作“军事计划诸文”，后来整理成《军事计画》的主客观原因。

大量史实证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后，蔡锷确实撰有《军事计画》。

第一，有人证。当时在经界局任秘书长的周钟岳曾先后三次明确提及蔡锷在蒋百里协助下撰写《军事计画》之事。第一次是在蔡锷逝世后，周钟岳于1916年11月所作之《挽蔡松坡将军四十韵》中有“体国先经界，修兵生设防”之联，作者自注曰：“公(蔡锷)有《国防计画》一书，数十万言。”此处书名虽然说的是《国防计画》但点明是蔡锷在督办经界时所著有关于国防和军事方面的书。第二次是在其未刊之《惺庵尺牍》中“先生在经界局时，适值日寇提出‘二十一’条，要胁袁氏承认签字，先生愤甚，乃与蒋百里先生共拟《军事计画》方案，以日本为假想敌，每成一案，辄嘱钟为之提纲，密呈袁氏。惜袁氏未加采纳。而此种方案，袁氏死后，亦不知搁置何处也。”第三次是1944年12 月31日在《斥王公弢之妄言》一文中，周钟岳再次指出：“时值倭寇提出‘二十一’条件,以胁迫袁政府,松坡感愤国危,力请备战,著《军事计画》书数十篇,其中有数篇,为蒋百里协作。予时在松坡幕府。”

除了周钟岳，蒋百里本人和当时在京且与蔡锷往来密切的梁启超对于“蔡锷撰著《军事计画》之事”也有直接或间接的表述。

1917年，蒋百里在《军事常识》自序中说“乙卯秋,蔡公松坡述余以西南政略之大旨,又商所谓《军事计画》者,乃掇拾要旨,为事实上之研究”。这就说明，蔡锷曾与其于1915年秋不仅“商所谓《军事计画》者”，而且还作了“为事实上之研究”。

1926年11月，蔡锷的恩师梁启超在《蔡松坡遗事》一文说：“他回到北京以后，觉得那时所谓新军，要拿来对外作战，程度差得很远，非另起炉灶做一番不可。他在袁世凯面前条呈意见，现在的军事教育，将来的军事训练都有具体计画。”在这段话中，梁启超把蔡锷当年在京师研究和撰写关于军事教育、军事训练等军事改革的“具体计画”，并条呈袁世凯等情况，也说得清清楚楚。

除了当时的周钟岳、蒋百里、梁启超，蒋家后人和蒋氏好友对蔡锷著《军事计画》之事也是认可的。如前所述，蒋百里逝世后，曾有多部文集问世，但均未收《军事常识》。1971年，由蒋百里“生前所最钟爱”之堂侄蒋复璁和蒋百里“生前同事中最亲近的一位”薛光前主编，由蒋介石题写书名，于斌作序，蒋百里的女儿蒋雍（二女）、蒋华（四女）作前言的6卷本《蒋百里先生全集》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该集虽然没有收入《军事常识》，但却在第一辑中收入《蔡松坡〈军事计画〉跋》一文，并注明：“原载：刘达武编《蔡松坡先生遗集》之三，页十三—十七。”同时，他们也注意到《军事计画》与《军事常识》两者部分内容雷同的问题，因当时无法找到《军事常识》对比研究，只好在该集《后记二》中遗憾地说:“《国防论》一书中,有若干章节与《蔡松坡先生遗集》不无重复之处,不知是否为蔡氏采用百里先生之原稿,抑百里先生根据蔡氏原著加以引用,或扩而充之。因迄未发现蔡氏或百里先生的说明,后人当难臆断。至《军事常识》中,百里先生或注明原委,亦未可知。但因无原书,亦无法证实。”这充分说明，蒋家后人和蒋氏好友是认可蔡锷的《军事计画》的，只是对《军事计画》与《军事常识》是前者“采用”后者，还是后者对前者“引用,或扩而充之”的关系因无确凿证据而无法判定而已。

第二，有物证。刘达武《蔡锷年谱》说，《遗集》中所收入的《军事计画》，其“底稿现存昆明王申五咨议家”。而李文汉《蔡邵阳年谱》附录《蔡邵阳全集》目录中有蔡锷《赠王申五格言》和《致王申五书》两篇。此外，笔者还在蔡锷故居纪念馆发现，蔡锷还曾将其在云南“重九”起义成功后身着清军协统服、手拄指挥刀拍摄的照片题赠王申五，上款为：“申五学兄惠存”，落款为“蔡锷”。这些不仅证明刘《谱》所说的王申五确有其人，而且与蔡锷的关系非同一般。因此，蔡锷《军事计画》的手稿存于其处亦属情理之中，同时也证明刘达武所言不虚。在动荡不定年代里，将重要资料交好友保存也是常有之事。例如，宋教仁1911年初由日本回国之前，将自己的日记手稿交好友陈犹龙保存。直到1919年陈犹龙在日本逝世，次年其子伯华将手稿带回国并整理出版，人们才发现宋教仁曾留有记载着其早期革命经历和同盟会成立及其初期的活动情况的日记。

第三，有旁证。蔡锷1913年冬进京后，所从事的一系列军事研究活动也为其撰写《军事计画》提供了大量的旁证。

一是蔡锷进京后努力学习和研究西方军事理论，为其参酌和运用外国军事的经验，解决中国的国防军事问题提供了条件。

梁启超说，蔡锷在京师“约好青年军官二十余人组织一个军事学会，请好几位各国军事有名的军事学家演讲，自己还是像当年学生一样的去听，每礼拜又有一二次的聚会，讨论各种计画，各种军事上的问题。”梁启超此说并非虚言。当时京沪的报纸上有相关的报道：

《申报》说：“北京组织军学会，以黎副总统及蔡锷为正副会长，以法国陆军中佐白里桑为管理部长，入会者有高等军官七十人。”北京《群强报》报道更为详细的：“副总统入京后，一切政治问题均不甚闻问，常言大总统励精图治，此时宜放手为之。故副总统除延宾客外，日读书若干卷。近以蒋（百）[伯]器、蔡松波等组织军事研究所，聘法国军事大家白利苏、德国军事大家丁克满主讲，副总统亦见猎心喜，又不便亲听讲，乃派覃中将师范前往上课，日携讲义，归而读之，颇以为乐。”

以上史料证明蔡锷在京师仍然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努力研习西方军事理论，以为其撰写《军事计画》，提出军事和国防改革方案打下厚实的理论基础。

二是蔡锷当时正在参与或主持研究的问题，为其撰写《军事计画》提供了相关的素材。

蔡锷于1913年11月入京后，颇受袁世凯重视，先后担任总统府军事顾问、将军府上将衔陆军中将昭威将军、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等重要军事职务。1915年9月，陆军部、海军部、参谋部及统率办事处组织国防会议，又“以王士珍为总会长、蔡锷为副会长”。当时还曾盛传蔡锷将接替黎元洪担任参谋总长。其中将军府昭威将军，是蔡锷在京师期间任职最久的重要职务。将军府系大总统军事上之最高顾问咨询机关，将军府将军承大总统之命，除了会议军务，还有校阅陆海军之职能。所以，这一时期，蔡锷参与或主持研究的也正是义务兵役制、军区制、军队装备等军事和国防的重大问题。例如，1913年11月8日，段祺瑞主持将军府会议，研究规划军区问题，“约定扬子江以南为三大区，扬子江以北为三大区”，拟以“蔡锷为第三区区长”。又如，1915年1月17日，蔡锷主持军事会议研究征兵制度和军区制度等问题。同月26日，将军府又开会研究各军区之要义、军区之权限、军区之审计、划区之手续等问题。1915年5月，段祺瑞因病“迭次呈请开去各项差缺”，袁世凯批准“给假三个月”。到8月底，段祺瑞“复呈称病难速愈，续请开去差缺”。于是蔡锷代替“在西山养疴”的陆军总长、将军府府长段祺瑞主持军事会议，与军内重要将领冯国璋、李纯、丁槐、蒋尊簋、蒋雁行等研究“划一军械及划分军区各问题”。由此可见，从1915年5月开始，将军府实由位列“威”字号将军第一位的蔡锷主持工作。

综上可知，蔡锷在云南的军事实践和在京期间主持或参与研究的军区制、义务兵役制、征兵制度以及军械统一等军事计划和军事改革方案，正是《军事计画》中所研究和涉及的内容，为其后来将这些研究成果整理成具有战略性、长远性的《军事计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三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为蔡锷撰写《军事计画》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如前所述，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后，为了平息全国人民的反对，袁世凯表面上表示要“痛定思痛，力除积习，奋发进行”，并向各地将军们征求军事方略。外地将军如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靳云鹏、奉天的张锡銮、江苏的冯国璋、湖北的段芝贵等曾奉召入京，“其原因即在关于今后对日之种种问题及军事计画征集意见，以便详悉研究无遗缺”。袁世凯不仅征求京外将军关于军事、国防方面的意见，对于京师的将军府的意见更为重视。1915年5月，袁世凯下令：将军府“须将该府议决关于军事上改革之件，务于每星期报告一次，以备核阅”。当时主持将军府日常工作的蔡锷责无旁贷，于是就出现了周钟岳所述蔡锷撰写《军事计画》“每成一案，辄嘱钟为之提纲，密呈袁氏”的情况。

以上史实充分证明，蔡锷当时研究和撰写的“军事计划诸文”正是其《军事计画》中的主要内容。

总之怎么做股票配资， 曾业英企图拿一个虚无缥缈的所谓蔡锷1914 年10月制订的“对日作战计划”来取代刘达武所披露的、现实确已存在的蔡锷《军事计画》，最终必然是水中捞月——一场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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